先父嚴怪愚與范長江的交往
·嚴 農(nóng)
一
一九三八年春，臺兒莊大捷之后，先父嚴怪愚到了徐州。同旅社住的一位《武漢日報》的記者告訴父親，說：“名記者范長江明天便要到徐州來了！”語意中似挾諷誚。父親說：“本是名記者嘛！我們歡迎！”他憤憤地說：“什么名記者？！我就不信那一套！未來之前，先創(chuàng)氣氛，要別人為他準備住處，安排生活；既來之后，又大宴賓客，到處拉扯，簡直像個大官僚！老實說，沒有《大公報》這塊牌子，憑他的本事，他‘紅’得起來嗎？”（長江當時是漢口《大公報》戰(zhàn)地特派員。）父親說：“我佩服的到是他的本事，而不是《大公報》這塊牌子。我認為不是《大公報》這塊牌子為范長江生色，而是范長江的《中國西北角》和《塞上行》給《大公報》生色。”他說：“他文字不通！”父親說：“慚愧！我也文字不通。因為我覺得他的字里行間放著思想的光芒！”他說：“他到過延安，會過毛澤東、周恩來。”父親說：“這與他的文字有什么關(guān)系？難道到過延安，會過毛澤東、周恩來的人文字就不通嗎？”
二
他稱父親作“老鄉(xiāng)”，父親說：“我不是四川人。”他說：“我卻是湖南邵陽人。”父親問是怎么一回事。他告訴父親，他祖父是由邵陽范家山遷居四川內(nèi)江的。但他還沒有到過邵陽。他說，路過湖南時，一定要到邵陽范家山為祖先掃掃墓，并得我伴他。
談到邵陽，他精神百倍，并且非常自豪。他說：“中國有三個大縣，即邵陽、合肥、番禺。三縣中，又以邵陽為最大，人口列全國第一。曾國藩說過：‘修到湖廣便是仙，而湖廣以衡寶（寶慶即今天的邵陽）為最。’這話是不錯的。……湖南古丈縣的田賦銀子只九兩八分七，邵陽的田賦卻有二百七十幾萬兩。這是個多么重要的地方，多么美麗的地方！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祖先曾經(jīng)耕耘過的地方！”
說起來，如數(shù)家珍。
父親十分驚異，說：“你怎么記得這么些事？”
他笑了，說：“新聞記者嘛！——新聞記者沒有豐富的常識，怎么能將世界上的新事舊事告訴讀者呢！”接著就嚴肅起來：“沒有常識，便等于沒有感覺！……說起來，我實在還夠不上一個記者。我是北大學(xué)歷史的，而且自認對中國民族問題有一定的研究，可是一到‘那邊’（指延安——怪愚按），不管哪一方面，我都成為一個白癡了。那些人，哎？那些人，多么豐富，多么偉大呵！他們熟悉過去，掌握現(xiàn)在，并且能精確地預(yù)測將來！中國的每一個旮旯，每一件事情，他們都了如指掌。……有機會，我勸你過去看看，學(xué)習(xí)學(xué)習(xí)……”
為生計所累，父親一直沒有到‘那邊’去‘看看’。一九三八年，長沙“文夕大火”，《力報》遷邵陽。一九三九年秋，他到邵陽，要父親伴他范家山為他的祖先掃過墓了。
三
大約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初，汪精衛(wèi)叛國投敵已處于半公開狀態(tài)，但重慶各報仍不敢披露。長江找到父親，并遞給父親一份資料，說：“國民黨禁鎖嚴密，《新華日報》為照顧關(guān)系，也不好刊登。我們商量，只有找到你，再試試你的勇氣，讓《力報》首先發(fā)表這則震動國際的新聞。天高皇帝遠嘛！你有勇氣嗎？”
父親把材料看了，立刻就拍急電回報社，并航寄《汪精衛(wèi)叛國投敵前后》通訊一篇，《力報》第二天就一字不漏地在頭條地位刊了出來，早《中央社》和全國各報半個月，第一家發(fā)表這震動國際的新聞。薛岳和政工人員胡越跳起來，說：“嚴怪愚造謠，非抓回來槍斃不可！”
事情實在隱瞞不住了，待《中央社》把消息含糊發(fā)表以后，長江說：“他們在寫‘舊聞’了！不過能把舊聞公布，也算是向前跨進了一步。 ……新聞就是要‘新’嘛。對什么事都躲躲閃閃，膽小怕事，讓舊思想、舊意識纏住了腳，能夠作新聞記者嗎？只有新人才能作‘新事’。而作‘新事’總是要幾分膽識，總是要冒幾分風(fēng)險的。”
父親說：“我的膽略是你給我的。”
他說：“快別這么扯。多上幾次戰(zhàn)場，就不會怕炮火了。”
四
一九四六年秋，父親到南京，范長江在中央和談代表團工作。父親到梅園新村看他，談到內(nèi)戰(zhàn)問題，父親很擔憂。他說：“憂，解決不了問題。唯一的辦法是斗爭，與群眾一起斗爭，我們希望和平，一萬個需要和平。中國人民苦了八年，也可以說苦了近了百年，再也不能發(fā)生戰(zhàn)爭了。不過這是我們一方面愿望，萬一這個‘委員長’不顧人民死活，硬要消滅我們，我們也只好拿起武器來奉陪了！說句老實話，要是這個委員長硬要點起內(nèi)戰(zhàn)火焰，不需三年，我們便要把他趕到美國去組織流亡政府！”
父親說：“你在算命了。”
他說：“唯物論者并不回避預(yù)測。從民心，從士氣，從國際形勢，從歷史發(fā)展，總而言之，從各方面的條件來推斷，我們敢說這句話。”
周恩來團長住在他附近的房間里，父親要求“去看看周公”。父親說：“周公忙，我只見一面便滿足了，絕不耽誤他。”他陪父親去啟門，周正握著筆在寫什么。閑暄了幾句，父親便問“和談”的前途，周嘆了一聲氣，但笑著說：“這個委員長呀，真不好對付！有了美國的頑固派撐腰，他居然以勝利者自居了。滑得很，也僵得很。說了話不算數(shù)，作了壞事不認帳。”父親問：“內(nèi)戰(zhàn)可不可能避免？”他無意中摸了一下胸膛，他說：“這很難說。我們是一天也不希望打。要是想打，我們也不會到南京來和談了。萬一這個委員長硬是想用武力鞏固他的獨裁，要打，我們也只好奉陪，請人民再忍痛三年了。”與長江的話如出一轍，只是語氣不同一點而已。
一九四六年冬，父親到上海。國共和談破裂，中共上海和談代表團撒退與南京代表團同回延安，只父親一個人到上海北站送行。車快開動了，徐邁進同志跳下車來，抱住父親，父親含著淚。邁進同志說：“別難過！三年之后，我們在長沙見！”
還不到三年，一九四九年八月，長沙便解放了。當時父親在邵陽游擊隊里，不曾參加“迎解”。但父親知道長江、邁進都沒有到長沙。
父親多么渴望看看長江，邁進勝利后的面孔呵！一九五二年冬，接長江口信，要父親和母親到北京《光明日報》工作，父親因剛剛經(jīng)過“思想改造”，檢查了自己組織觀點，不便馬上離開原單位，竟沒有去。于是他們一直沒有見面。沒想到這個“組織觀點”竟使父親在思想上、精神上戴了廿多年鐐銬。同時聽說長江、邁進在“史無前例”以前也帶上了鐐銬。
一九七七年，在上海一家雜志上讀到馮英子一篇《悼長江》的文章，父親才知道長江于一九七一年便離開他親愛的黨、親愛的國家、親愛的人民、親愛的戰(zhàn)友，被“四人幫”迫害致死。